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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防可治”的说法,在疫情蔓延之后曾经消失了一段时间。但是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卫健委又有人开始重弹老调。一位郭姓专员强调:“新冠肺炎虽然是一个新发的传染性疾病,但是它可防可治”。

遗憾的是,这个发布会结束没几个小时,就传来了一个噩耗。武汉市武昌区医院院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幸染病,抢救无效去世。与此同时,昨天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报告透露,全国已有3019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其中多人医治无效去世。

一个“可防可治”的疾病,一线的医护人员却不断染病去世,这说不过去。郭姓专员给出的理由有三个:治愈出院的患者已经大于1万,武汉的重症占比从初期的38%已经下降到目前的18%,湖北以外的新诊断病例已实现13天连降。这三点确实都是好兆头,但能否就此得出“可防可治”的结论,还需要看从什么角度进行解读。

如果要全国人民都宅在家里几十天不动,让整个社会在一段时间内静止,那确实“可防”;如果拿病死人数跟治愈出院人数做比较,那确实“可治”。但这样的“可防可治”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照这种逻辑,所有的传染病都可防可治。即便一战期间的大流感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但它最终还是结束了,而且死去的跟活下来的相比仍是少数。

当前,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数和病死人数都已远超非典。犹记得当年直到非典疫情结束,有关部门都没有给出“可防可治”的结论。为何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稍有好转,就有人忙不迭的站出来宣称“可防可治”呢?而且这种完全无视社会防疫代价,对疫情如此轻描淡写的说法,不会令人痛心吗?

不可否认,整个国家在高度动员和严格防控之后,疫情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新增病例不断下降,重症病例不断减少,治愈出院的人越来越多。这固然有病毒在不断变异进化之后致病性有所降低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一线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巨大功劳。及时的诊断和科学的治疗始终是我们对抗病毒、战胜疫情最重要的力量支撑和信心来源。然而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少让人感到困惑不解的声音。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工作人员宣布“全国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确诊病例共60107例,占比85.20%,湖北以外地区中医药参与救治病例的治愈出院数和症状改善者占到87%”。稍加检索发现,有关部门多次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中药中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甚至有地方直接指示要求中医药介入诊疗。网上关于中医药疗效的文章也是铺天盖地,“中药能快速改善轻症患者症状”、“中医药可减少重症向危重症转化”、“中医药有效方剂筛选取得进展”、“湖北一半以上确诊病例都用中医药治疗”、“中药在疾病早期介入成效明显”等等话题都上过微博热搜。

我不是一线医护人员,不懂医学,对中医中药也没有偏见。但我知道,治病救人讲究的是科学,结果是检验疗效的唯一标准。在对抗疾病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抱持任何立场,什么治疗方法有效就使用什么治疗方法。我们不能盲目的做中医黑,但也不能为了强调中医药而不顾病情需要。我们在下药施治的时候,要依据科学原则,不能把患者当作我们实验用的“小白鼠”。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宣布在临床应用上没有特效药,另一方面又大肆宣扬中医中药的特殊效果,这岂不自相矛盾?

拿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会上的数字来说吧,“中医药参与救治病例的治愈出院数和症状改善者占到87%”该怎么理解?既然是“参与救治”,就意味着还使用了其他的救治手法,甚至主要使用的仍是其他的救治手法。那么这个时候,“中医药参与救治”与治愈出院和症状改善之间的因果关系该怎么确认?究竟是哪种药、何种治疗方法导致的治愈出院和症状改善?其中的病理机制是什么?该种中药和该种治疗方法是否能够临床推广使用?

截至目前的公开信源中,官方正式认可的具有疗效的中药可能主推清肺排毒汤。有专家介绍,清肺排毒汤由汉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多个外感热病的经典方剂优化组合而成。我不否认古代人民的医学智慧和张仲景的医术水平,但新冠肺炎可是刚刚才发现的新型疾病。纵然张仲景从汉代穿越到现在,也不敢保证他当时所开的药方对这个病毒有效。况且张仲景的时代,根本就没有病毒的概念。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外国人比中国人智慧,但更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古代人比现代人智慧。

我相信,中医中药作为一种历史传承,肯定有它存在的理由,对某些疾病肯定有它的治疗功效。在新冠肺炎治疗过程中,某些中医药可能会有调理和辅助作用,但要说中医药有特殊治疗效果目前还没有过硬的证据。整体上作为一种文化哲学的产物,中医药必须接受现代科学的检验。那便是临床实验。

有关部门公布了清肺排毒汤的临床数据,声称在127日至25日期间,4个试点省份运用清肺排毒汤救治确诊病例214例,总有效率达90%以上,其中60%以上患者症状和影像学表现改善明显,30%患者症状平稳且无加重。但如前文所述,这个数据在科学层面并不严谨,有效性仍面临许多未解的疑问。否则如果真有这么神,我们也不至于现在还在拼命研发新药了。

我不反对中医药参与救治,也不排除中医药可能具有的疗效。我只是疑惑,为何要人为预设立场,突出强调中医中药的作用?如果起主要作用的不是中医药,那么这种片面的强调会否影响药物研发的方向和临床救治的效果?复兴中医中药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命题,但在抗击疫情面前,我们最需要的是科学。借助这场疫情给中医中药做硬广,时机上并不适宜。

当前疫情形势有所好转,但还远远没到松懈的时候,更未到论功请赏的时候。不要忘了,一场波及全国的疫情最开始只是从少数几个人开始的。理论上,疫情仍有出现各种反复的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科学只是一种舶来品,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的根基还很浅。无论是公共决策,还是个人生活,崇尚科学的习惯都没有养成。如果在关乎人命的疫情面前,我们尚且不能谨遵科学原则,那么这场疫情过后,灾难恐怕也不会就此根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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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学平

邓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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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权典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政法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研究院研究员。先后被评为博客大巴“十大思想力博主”、正义网“年度影响力博主”、新浪网司法频道“年度十大优秀法律人”、智拾网“年度受欢迎导师”和腾讯新闻“法律影响力答主”。 曾经做过七年检察官,以国家公诉人身份先后办理过数百起诉讼案件,其中包括大量贪污贿赂、渎职侵权、合同诈骗、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案件。 怀抱法律理想和个人梦想成为律师后,代理了大量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疑难的经济纠纷案件,赢得了众多客户的高度认同和信赖。是雷洋案律师团核心成员和“汤兰兰案”原审第一被告人申诉代理律师,具有丰富的刑辩经验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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