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位同事向我抱怨：她向某地检察机关递交了一份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但却遭到了检察官的冷嘲热讽。“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个案子是不可能取保的吗？你们递交这个申请不就是做给家属看，想趁机多收点律师费吗？你们这样赚钱也太轻松了吧？”一连串的钢炮式质疑过后，这位检察官明确告诉我的同事，检察院是不可能对此立案的。

无独有偶，我想起了两年前我自己在某中部省份一家基层法院的遭遇。我带着委托材料去约见法官，承办法官看完我的律师证，突然问我：“这个案子，你收了多少钱？”我说：“没收多少钱。”这位法官追问：“你们大老远从上海赶过来，收费不可能低。再说了，你们这个当事人是大老板，家里有钱着呢。你们肯定不会低于X万元吧？”我不置可否，但这位法官还想继续追问，我赶紧把话题岔开了。

类似这样的遭遇，我相信绝非个例。因此现在我每到一地办案，都会叮嘱我的团队成员，避免向办案人员透露律师费金额。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有些办案人员的心态真的很不好。他们喜欢拿自己的薪资待遇和律师费做比较，进而容易导致心理失衡。少数人甚至由此产生逆反心理或报复心理，律师收费越高的案件，办案人员的处理结论可能会越严苛。

我做过七年检察官，了解一些司法办案人员的真实心态。相当一部分人，鱼和熊掌都想兼得。他们经常抱怨自己的收入是如何微薄，羡慕某某律师一个案子能挣多少。但如果你让他辞职做律师，多数马上就会变得犹豫起来。司法人员收入虽然不一定很高，但大多能保证当地的中上游水平，并且是风雨无阻、旱涝保收。更重要的是，司法人员社会地位更高，更受社会尊重。而律师的收入完全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社会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既想有律师的收入，又不想冒律师的风险，这样的想法本身就不够健康。

律师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化职业，每个律师的收费标准都不一样。虽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总体上遵循着供求关系定律。市场对某位律师的需求越大，他的时间成本就越高，收费标准自然也就越高。现实情况是，律师业总体供大于求，案源稀缺，大部分律师都需要通过价格战来争夺案源。因此，只有少数律师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方能脱颖而出，成为卖方市场。市场是理性的，没有哪个律师一入行就能躺着说自己值多少钱。一些司法人员只愿意盯着收费高的那一小部分律师，却选择性忽略律师业的二八定律和大部分律师的生存状况。

姚明在NBA打球的时候，年收入上千万美元。于是就有国内媒体拿姚明的收入和教授、官员做比较，认为后者对社会的贡献更大，质疑姚明的高收入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姚明对此仅简单回应：“我们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不能比较。”一个是官僚系统，一个是市场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运作机理和定价机制完全不同，硬要把两者绑在一起做比较纯属庸人自扰。

虽然有人对律师收费制度有所抱怨，但律师业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律师重新回到政府财政供养的状态将会怎样？律师和司法人员的收入是拉平了，但律师的职业生命也接近消亡了。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怎么相信政府供养的律师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刑事案件中，当事人怎么相信政府供养的律师会站在侦控机关的对立面？即便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如何相信政府供养的律师不会私下偏袒、甚至勾结对方当事人？所以，在制度层面，律师收费市场化的真正含义是：用契约的方式建立信任纽带，用市场化的方法制约公权。

司法人员要以健康的心态对待律师的收费，同时国家也应当充分保障司法人员的薪资待遇。这些年，我一直在公开场合呼吁给司法人员加薪。我甚至说过，只要公检法人员编制翻倍，薪资待遇翻倍，即使其他的改革什么都不做，现有的司法问题也至少可以解决一半。法官必须是一个社会的贵族，必须免于物质和经济的匮乏才能心无旁骛的去追寻和伸张正义。当一个法官整天盯着律师的口袋和收入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暗暗张开了权力寻租之口，并且已经开始转身背离正义而去。

司法人员的个体心理问题也许还在可控范围，令人担忧的是，近些年对律师收费的钳制开始走向公开化。比如多个地方的办案机关，公然冻结律师收取的费用或者强行要求律师退费。这样的行为如果得不到有效制止，整个律师制度都将危在旦夕。尊重和保障律师合法权益，不妨从尊重和保障律师的合法收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