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办理的陕西汉中鲁天恵故意杀人、强奸幼女申诉案，是我提供法律援助的一起重大冤假错案。鲁天恵第一次见到我的情景，让我至今难忘。他无助、哀求的眼神和对这个世界的恐惧，让我首先从感情上接受了他是被冤枉的事实。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辨别冤假错案，眼神有时比证据更重要。阅卷之后，我进一步坚定了这个认识。

汉中中院和陕西高院判决认定：鲁天恵在1994年8月8日晚八时许，见被害人鲁丽独自一人行走，就将其诱骗至一低洼地进行奸淫。事后怕罪行败露，鲁天恵用水泥块状物品猛砸鲁丽前额，致其死亡。鲁天恵用塑料编织袋将尸体带至约150米远处的稻田内，徒手拔起七、八窝稻谷，将鲁丽的尸体予以掩埋。鲁天恵洗掉手上的泥巴，拿起沾有血迹的衬衣回到自家的草屋，在开门时将拿衬衣手上沾的血迹擦在门框上。又怕罪行败露，用水将衬衣上的血迹洗掉，将血水撒在室内地面上。

公安机关于1994年9月4日接到群众报警，在稻田内发现一具尸骨。在此之前，村民鲁存友报警称其养女在8月8日失踪。由于警方发现尸骨旁边有鲁丽生前穿过的裙子，遂直接认定死者即为鲁丽。公安机关出具鉴定显示，鲁天恵门框上的血迹、室内地面上的泥土、鲁天恵白衬衣上的血迹、被害人鲁丽裤头、毛发骨骼均为ON型。法院据此认为证明鲁天恵作案的证据链已经完整。

但问题是，法院认定的案情事实，除了鲁天恵的口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就拿奸淫幼女罪来说，死者鲁丽的内裤上并没有检出精斑。除了鲁天恵自己的供述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鲁丽生前遭遇过性侵。仅仅根据被告人的口供这一孤证，汉中中院竟然就认定鲁天恵犯了奸淫幼女罪。现在看来，汉中中院之所以这样认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么浅显的证据规则，而是因为一旦拿掉了奸淫幼女这一罪名，那么鲁天恵的杀人动机就成了问题。因此，两级法院为了判决鲁天恵故意杀人的罪名，就必须捎带着奸淫幼女的罪名。

现有证据能证明鲁天恵杀害了鲁丽吗？答案是根本不能。任何死亡类案件，侦查的首要任务就是确认死者的身份。然而在这个案件中，死者的身份根本就无法确定。鲁丽是鲁存友的养女，鲁存友看到的只是一具尸骨，根本看不到面容，仅凭尸骨身边的裙子就能认定死者是鲁丽？警方所做的血型鉴定只是种类物鉴定，结论并不具有排他性。更重要的是，鲁天恵的草屋在稻田边上，处在开放的公共位置，很多人都可以接近。即便能够证明鲁天恵的门框上和室内泥土上的血迹就是死者鲁丽的，难道就能由此证明是鲁天恵杀死了鲁丽吗？谁能证明这些血迹是何人留下的？是何时留下的？是为何留下的？

试想，有谁杀了人会故意把血迹抹在自己的门框上，把洗衬衣的血水倒在自家室内地面上？门框上的血迹离地面很近，需要刻意蹲着才能抹上去。鲁天恵草屋边上就是一条小河，血水为何不直接倒进小河里？这根本不符合作案人担心罪行败露的心理，反而很符合伪造现场、栽赃陷害他人的惯用手法。至于染有血迹的白衬衣，鲁天恵解释称已经很久没有穿过了，并且他草屋的钥匙曾经遗失过。可惜的是，鲁天恵的这些解释都没有被法院采信。

也许有人问，那鲁天恵为什么会做有罪供述呢？鲁天恵的有罪供述中为何会包括在门框中抹血迹、往室内泥土上倒血水等细节呢？为何会包括承认当晚穿着的是白色衬衣，而这件衬衣后来刚好被检出了血迹呢？不仅如此，鲁天恵为何还对强奸、埋尸的地点进行了实地辨认呢？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证明鲁天恵作案吗？

乍一看，似乎在案有完整的证据锁链，可这条锁链根本经不起推敲。公安机关是在1994年9月4日发现的尸骨，当天即做了现场勘查，提取了鲁丽的毛发、骨骼和裤头。当年9月16日，公安机关已经提取到了门框上的血迹、室内泥土和白色衬衣。当年9月26日，警方正式出具了《尸检报告》。巧合的是，恰恰在这一天，鲁天恵做出了第一份有罪供述。关于案发当晚的穿着，鲁天恵口供中曾有过三种不同的说法。但巧合的是，警方血痕鉴定结论出来以后，鲁天恵的口供就稳定为白衬衣。至于对作案地点的辨认，更是毫无意义，因为杀人地点得不到其他证据佐证，而埋尸地点警方此前早已经掌握。

熟悉刑案的人都知道，这种先证后供的案件，如果不能保证口供的真实性、自主性和合法性，如果期间伴随着刑讯逼供、指供诱供，那么所有的证据锁链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幻象。形式上具有多份证据，实质上却只是孤证，因为证据印证关系是人为设计、拼凑出来的。当事人怎么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查人员怎么教，而侦查人员会根据他们已经掌握的证据来诱导、指导当事人做出能够与现有证据互相印证的口供。据鲁天恵申诉材料反应，其本人在侦查期间遭遇过非常残忍的刑讯逼供，很多口供都是照着侦查人员的意图做出的。一审法院当年也曾要求查明公安机关是否有刑讯逼供。

公安机关当然会出具书面证明材料，言之凿凿的说自己是依法侦查，没有刑讯逼供。可这种自证清白的一纸说明，真的能还原整个侦查真相吗？在以往已经平反的冤假错案中，也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但如果没有刑讯逼供、指供诱供，谁会违心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呢？鲁天恵是1994年9月16日被拘传，当年10月15日才被送往看守所关押，期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被关押在办案单位自己的审讯室。那个特殊的时期，那种特殊的命案，公安机关完全依法审讯，没有刑讯逼供和指供诱供，你信吗？

鲁天恵的供述是虚假的，其实有大量的蛛丝马迹可寻。比如关于奸淫鲁丽的地点，先后就有三个不同的说法。关于自己当晚的穿着，先后也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关于杀死鲁丽的方式，最初供述是用刀杀死，后来才改为用水泥块物体砸死。鲁天恵称自己的衬衣上沾染了血迹，但死者鲁丽的裙子上反而没有检出血迹。鲁天恵供述当晚是借助月光作案，但实际上当晚可能根本就看不到月亮。鲁天恵徒手拔起七八窝稻谷的说法，经过侦查试验也根本不可能做到。另外公安在勘查现场尸骨时提取到了“成趟脚窝”数据，经比对与鲁天惠的数据不符，但公安机关最开始却并未移交该份证据。

纵观全案，如果没有鲁天恵的口供，那么就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直接证明鲁天恵是作案凶手。而鲁天恵的口供是如何得来的，检察院和法院要么在所不问，要么直接轻信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对鲁天恵的口供中存在的矛盾和疑点，检察院和法院要么在所不问，要么直接轻轻略过。因为，他们只在意鲁天恵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内容。可是，这样简单、机械的正向比对口供，根本还原不出真正的案情事实。大量的司法案例已经证明，人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虚假口供，偏信侦查阶段的有罪口供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首要元凶。

强奸幼女、故意杀人，拒绝认罪悔罪，却仅被判处无期徒刑。这足以说明，法院也认为案件证据存在重大问题。鲁天恵死里逃生却不知感恩，反而持续喊冤申诉长达二十余年。鲁天恵甚至在他的家门口贴上这样的对联“从今愿与鬼为伴，来世不共人同群”，横批“人恶于鬼”。若不是背负有极大的冤情，鲁天恵写不出这样的对联。

目前这个案件已由陕西高院正式立案复查。是否应当再审改判，不是看申诉人是否能提供充分的新证据来证明原审判决是错误的，而是看根据原审证据材料是否能够得出原审判决结论，综合审查原审判决是否存在错误。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不在被告，申诉案件的举证责任同样不在申诉人。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代理此案申诉，哪怕花上几年时间也在所不惜。正义不来，我们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