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我去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和《听取辩护人意见书》。不出意外，我代理的这起涉嫌虚假诉讼罪案将会以认罪认罚的形式结案。

打官司需要证据，刑事案件也不例外。公安机关必须要能收集到足以起诉指控和定罪量刑的证据。但众所周知，收集证据需要付出司法成本，需要受到程序正义等原则的制约。

在过去，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非法取证活动一度很普遍。非法取证的本质就是突破程序性制约，收集在合法手段下无法收集的证据，从而弥补证据短缺。

随着司法文明的进步，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活动被严厉禁止。那么，该如何克服证据的短缺，从而在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之间形成新的平衡？堵住了后门，就应当开启前门。

诉辩交易发端于美国并非偶然。美国有全世界最完善的程序制度和最严厉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必须要有应对打击犯罪和刑事指控的新制度。我们国家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本意与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没有二致，但国内的做法更加谨慎和保守。

以我近期在上海代理的几起案件为例，检察机关虽然积极推动认罪认罚，但在量刑建议方面却过于虚弱。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缓刑问题上不肯明确表态，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事人的积极性。

定罪和量刑都是审判权的重要职能，但这不意味着检察机关在量刑方面无可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不仅要“求罪”，而且要“求刑”。如同民事侵权案件，原告不仅会请求法院认定侵权事实，还会请求判决赔偿损失。根据不告不理、被动审理的一般司法原则，法院应在检方的量刑建议区间或者量刑建议以下进行量刑。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约束力应当是刚性的而非柔性的。如此，才能保障法院的中立地位，也才能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更加坚固的操作基础。因为，只有检察机关拿得出筹码，当事人才愿意妥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很可能将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但根据此前发布的草案文本，相关条款还略显粗疏。这项制度要想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更多的创新和探索